农村金融机构 同业创新的风险回收站？

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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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监管者和央行连续公布了针对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央行定向降准（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银监会公布的11号文（整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对非标资产的投资），银监会官员甚至表示放宽涉农银行的贷存比要求。
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测算，11号文意味着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非标超标约3000亿元。

很明显，这连串措施是为了把通过同业市场流向非标资产投资的县域信贷资源重新引导到涉农领域，因为同业模式这样的金融创新令大量县域信贷资源流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包括房地产），从本质上说，这是中国扭曲的金融市场资本错配最明显的表现之一，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联合最近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凸显了这个问题：
中国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但他们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自身定位也在不断扭曲，据21世纪网报道：
从全国数据看，2010年、2011年、2012年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分别达11.77万亿元、14.6万亿元和17.6万亿元，呈逐年增长之势；而同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分别为3.9万亿元、4.6万亿元、5.3万亿元，分别占涉农信贷总额的33.34%、31.51%和30.11%，占比却呈逐年下降趋势。

当然，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定位的扭曲更多是市场和制度的大环境所扭曲的，增加涉农信贷的供应理应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然而短期看来，县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了系统性风险防范中最脆弱的一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创新所制造风险的最大承载者，据21世纪网报道：
“高风险的非标的资金供给将会减少，其融资成本可能也会提高。”前述交易员坦言。事实上，由于农商行的特殊性，其此前曾较多的成为高风险非标的出资方。
“一些项目之所以愿意找农商行出资金，是因为项目本身有些瑕疵，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风控上过不去，所以只好找农商行。”内蒙地区一家城商行人士坦言，“还有就是农商行的审核效率比较快，资金能够快速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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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农商行的风控机制不够健全，所以容易被有瑕疵的非标业务钻空子。”前述农商行高层人士透露，“比如项目通不过股份行的风控，而为找农商行出资，项目发起行或融资方会给农商行的相关负责人‘返点’，一个2个亿的项目，返点5‰就是100万，而项目实际风险却由农商行自己承担。”
在该高层人士看来，类似的利益输送现象在农商行的非标业务中或并不少见，而其操作方式具有较强隐蔽性，监管亦难于认定。


用《同业鸦片》一书中的描述，就是浦江银行犹如寨主，带领百家小兄弟在金融市场冲杀，所向披靡。然而，这种迹象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百家小兄弟”所处的位置“山高皇帝远”，“没见过世面”，被眼前利益所迷惑的麻木逐利行为。
在去年年初，监管者整顿银行间市场丙类账户的时候也揭示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债券“代持”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即给那些进行高杠杆高风险久期投机者提供了资金（或资产负债表）的支持。
从另一个侧面看，经历同业整顿已经大幅缩减同业资产的“寨主”兴业银行，看起来今年将受到重创，因为过去兴业通过“调整同业资产配置”以及“减少低盈利同业资产运用”主动“减少低盈利同业资产运用”，但另一方面提高了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中高收益的信托及其他受益权的比重。据21世纪网《3000亿农金资金或“出局” 低等级非标或面临洗牌》的报道：
事实上，在非标业务中，农商行等农金机构常扮演的角色正是出资方。例如在部分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业务中，农商行就常作为“乙方”出资，而非标资产的项目则多来自其他机构，并由这些机构打包、安排保函后出售给农商行。

这与兴业留存的同业资产刚好对上了。当然，受影响的肯定不仅是兴业，因为现在的“寨主”已经变得更多了。